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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游天姥吟留别楷书作品欣赏
梦游天姥吟留别赏析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四十五岁写成,四十五岁之前李白的人生之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读书和漫游时期(四十二岁以前)。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同时“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二十岁以后,他便漫游蜀中,登峨眉、赴青城。这些经历,对李白豪放的性格和诗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开元十四年,李白二十八岁,便“仗剑出国,辞亲远游”,开始新的漫游和求仕的时期。足迹所及,几半中国。并先后与元丹丘、孔巢父和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郯中。(二)长安三年(四十二至四十五岁)天宝元年,终因吴筠推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贺知章见其,叹为“谪仙人”,名动朝野。
李白这一段人生旅程我们从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语句。“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表达的是作者对当时读书人依靠科举制度走上仕途的道路的不屑,而“越人语天姥,云霞名灭火可睹”表达的是作者对当时的依靠终南捷径走上仕途的道路却无比向往,所以他一生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到东南倾”,就是作者把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演化为作者对天姥山的向往。而“仗剑出国,辞亲远游”便演化为“我欲因之梦吴越”。“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是作者游历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名川大山,然而在李白的长期漫游过程中,他的理想并没有轻而易举地实现,所以他便有了“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瞑”的感觉。而且在长期的漫游旅程中还遇到不少困难,“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但是天宝元年由于吴筠的引荐,唐玄宗下旨召他进京,所以李白就有“裂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之感。李白终于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京城。在那一望无际的青色透明的天空中,日月的光辉照耀着金银的楼台。昏暗恍惚的景色和惊天动地的响声,神仙洞府的石门打开,青色的天空一望无际,日、月、金台、银台交互辉映,是真正的仙境。紧接着,神仙们都“霓衣”“风马”而至,老虎为他们奏乐,鸾鸟为他们驾车,浩浩荡荡,其乐融融。凡此种种,一个富丽堂皇、光明一片、济济一堂、相敬相爱、雍雍穆穆的极乐世界就呈现于我们眼前了。这便是诗人的梦寐以求的乐土。而这一切不正是京城的宫廷生活的写照吗?这样的“梦游”真是一种美的享受。这个梦游过程其实是作者的追求功名事业的过程,作者满怀喜悦来到京城,希望从此能“济苍生”“安社稷”,这就是李白长安三年的缩影。
但是他得罪了一些权贵佞臣,终于被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来到山东,这是李白政治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这也就是“忽魂悸以魄东,恍惊起而长叹”。于是李白又开始了新的漫游生活,所以他觉得“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而且长安三年,他亲眼见到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和宫廷生活的糜烂,这使他原来具有的.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一下子化为泡影。于是他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此时他产生一种消极避世的情绪,发出“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感慨,它包含了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与反思。
李白虽然对自己的人生旅程作了反思和总结,但是他追求功名事业的理想始终没有放弃,所以才有他后来追随李琰而被流放夜郎的故事。
关于楷书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因字体端正规范,堪称楷模,故得此名。提起它,人门很自然地会想到唐代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柳公权的《玄秘塔》和颜真卿的《颜勤礼碑》,以为这些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楷书。其实不然。那么,楷书最初产生于何时呢?
一些人认为可以上推至汉初,甚至有人提出秦始皇时代。例如宋代著名的书法理论着作《宣和书谱》在《正书叙论》篇中叙:“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犹有古焉,至楷法则无古矣。汉初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3年)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谓秦羽人(羽人一说为职官名,掌征集羽翮作旌旗车饰之用;又一说是道士的别称——笔者注)。王次仲作此书献始皇以赴急疾之用。”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楷书始于东汉,也有的说是三国时代的魏时。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正、行二体始见于钟书。”钟,指三国时魏人钟繇。而今人钟明善在《中国书法简史》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说:“从汉字书法发展上来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书法从小篆转向隶书,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决定性变革,从此汉字由圆变方,一直至今都沿袭了这种方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真书、行书、草书这三种汉字书法的重要书体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魏甘露元年《譬喻经》墨迹、西晋元康六年写的《诸佛要集经》墨迹等,左弯的笔画为楷书的撇代替,斜钩代替了(隶书的)磔。此时真行草三体具备”。当时“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钟繇在这种崭新书体(楷体)的完善、推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这种说法,楷书经钟繇的完善并推广得到了大发展,那么其先声当然还得在此以前了。
近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汉未波、磔(左撇为波,右捺曰磔)纵肆极矣。久而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康氏又说:“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阴’‘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公元209 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
赞成三国时期说法的还不乏名家,例如《中国书法简史》的撰者包备五说过,“汉隶的形体美再进一步发展,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字画上又有了‘侧(点)’‘掠(长撇)’‘趯(直钩)’‘啄(短撇)’结体上更趋于遒丽、严整,这就形成了真书。”有关真书,清代书学家钱泳曾有一个颇给人启迪的说明,按其《书学。隶学》上讲:“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汉建安以后,渐有戈法波磔,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之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
循着今存的一些历代碑碣墓志上的书法窥察,我们可以在隋朝《龙藏寺碑》中看见唐代《九成宫》的先声。而隋则是融合北(朝)碑南(朝)帖的时代。北碑中的《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都是采用规范的楷体书写的。而北朝的书法,又可以在汉碑中发现其痕迹。如《经石峪大字》、《郑文公碑》、《刁惠公志》,则出于汉《乙瑛碑》;《贾使君碑》、《魏灵藏》、《杨大眼造像》各碑,则出于汉《孔羡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