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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白狗秋千架》解读

2023-08-05 20:55:32 高考在线

莫言《白狗秋千架》解读

　　引导语：《白狗秋千架》是用强烈的民间叙事话语再现了农村生活的悲苦和可悯，下面这篇文章，是对莫言这部名作的解读。

　　作为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首次提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概念。莫言在自述中谈及，这是他“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故乡认同”，自此激发了他创作的无限灵感与激情，建立起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程光炜认为该篇是莫言“全部农村成长史的微缩胶卷”，他“个人的文学才华早已尽藏其中”。

　　他指出，同样是回乡小说，较之于鲁迅作品的“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及沈从文作品“民族品德的发现和重造”的贯串性主题，《白狗秋千架》呈现出莫言三十年来的小说中反感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决定性结构”。程光炜肯定了这部作品的重要地位，并从社会史学的角度概括了莫言乡土小说的“决定性结构”，对研究者如何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理解和把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叙事建构机密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我认为莫言在这篇小说中有意淡化农村合作化运动和文革的历史背景，故我选择从启蒙与反启蒙的维度来解读这篇小说，试图阐释小说的嘲弄性所在。

　　一、观看的权力

　　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传统乡土小说叙事模式当中，乡村的外来者，往往为知识分子，与农民都遵循着“看与被看”的叙事机制，知识分子用居高临下的观看方式去审视、启蒙愚昧的农民，而农民如阿Q、祥林嫂、闰土等则只能充当等待被启蒙的被看者角色。鲁迅乡土小说的精神视野实际上处于“乡土生活的上方”，透露出的是觉悟者对于尚未觉悟者的批判与悲悯。而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则打破了自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看与被看”的二元模式，赋予被看者以观看的权力，小说中充斥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我”被观看的描写：

　　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两只浑浊的狗眼。

　　白狗又回头望褐色的土路，又仰脸看我，狗眼依然浑浊。

　　狗卷起尾巴，抬起脸，冷冷地瞅我一眼，一步步走上桥头去。

　　走到我面前时，它又瞥着我，用那双遥远的狗眼。

　　她用左眼盯着我看，眼白上布满血丝，看起来很恶。

　　她斜斜地站定，困惑地转动着昏暗的眼。

　　老女人阴沉地瞥我一眼。

　　他用土黄色的眼珠子恶狠狠地打量着我，在我那条牛仔裤上停住目光，嘴巴歪歪地撇起，脸上显出疯狂的表情。

　　三个同样相貌、同样装束的光头小男孩从屋里滚出来，站在门口，用同样的土黄色小眼珠瞅着我。

　　小说中观看“我”的`包括白狗、暖、老妇人、哑巴父子等，他们动物、残疾人和年老之人的身份，即便是在乡村也是处于弱势地位，不应具备启蒙定义中的观者资格，而且他们的眼都是浑浊的、昏暗的、恶的，而且是以“瞅”、“盯”、“瞥”、“打量”等并不十分友善的观看方式，让“我”倍感寒意和恐惧。这些乡村弱者在启蒙话语中显然是他者，但却在小说中以一种反观看的观看方式，表达出对传统观看者“我”的质疑，瓦解了“我”作为启蒙者所独有的高高在上的观看权力，使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脱离“批判与悲悯”的单一模式，产生相对平等的对话的可能。

　　二、反启蒙姿态

　　更为值得玩味的是小说中暖的反启蒙姿态。因秋千架意外而导致右眼残疾的暖，从生理上便丧失了观者的资格，但阔别十年，“我”与暖重逢的那一刻，其“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可见，造成秋千架意外的“我”出于忏悔和自责，无形中默许了暖审判自己的观看资格，这无疑使得“我”在这场启蒙与被启蒙的话语“斗争”中处在劣势地位：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

　　“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新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

　　“你可真能干。”

　　“不能干有什么法子？该遭多少罪都是一定的，想躲也躲不开。”

　　“你可真是好福气，多子多福。”

　　“豆腐！”

　　“这条老狗，还挺能活！”

　　“噢，兴你们活就不兴我们活？吃米的要活，吃糠的也要活；高级的要活，低级的也要活。”

　　程光炜指出莫言在两人对话中使用了“刻薄、讨好、挖苦和对立的语调”，但是“更深的负疚和忏悔的调子却埋在里面”了。我认为这种负疚和忏悔的调子使两个已处于两个世界的人有了平等对话的可能。在暖面前“我”不复是完美的居高临下的启蒙者，而是一个罪人，这无疑使暖获得了更多的话语空间。暖在两人的对话当中一直扮演着消解、嘲弄甚至质疑的角色，这显然是其重遇风光无限的昔时恋人的本能反抗机制，同时其为所谓的启蒙关怀下的被启蒙者的声辩也具有一种反启蒙的意味。

　　这种反启蒙的意味到了小说的结尾更为彰显。暖放下了先前刻薄的话语抵御，向“我”诉说这些年的苦，并坦露心声：

　　“你一走就是十年，寻思着这辈子见不着你了。”

　　“你上学后给我写信，我故意不回信。我想，我已经破了相，配不上你了，只叫一人寒，不叫二人单，想想我真傻。你说实话，要是我当时提出要嫁给你，你会要我吗？”

　　在得到“我”对这个假设性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请求：

　　“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了我了。”

　　让她有个会说话的孩子，这就是暖为“我”安排好了的赎罪方式，也是“我”作为启蒙者对她这个被启蒙者的最有效的拯救方式。从鲁迅到刘心武的“救救孩子”这个形而上的命题在这里以形而下的姿态呈现出来。这种非理性的，野性的“启蒙”之道，构成了对启蒙最大程度的嘲弄。

　　“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

　　暖实际上拒绝了“我”的任何的悲悯与批判，拒绝更加理性，更加文明的拯救方式，同时也剥夺了“我”的话语空间。暖倾诉心中悲苦，藉此将“我”的忏悔之情调动到极致后，提出这样一个似乎让“我”难以拒绝的请求。作者莫言没有让“我”说话，小说至此嘎然而止，只留下一排省略号。这排省略号如同一排黑漆漆的瞳仁，不怀好意地注视着，嘲笑着所谓的伦理、道德以及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的呐喊。在这个可怜农妇对于生命本能的呐喊面前，那些慷慨激昂的启蒙呐喊是如此的苍白，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