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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令秦观译文
如梦令秦观译文
秦观《如梦令·春景》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
如梦令·春景
朝代:宋代
作者:秦观
原文: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
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译文
黄莺用嘴衔过的花更加红润,燕子用尾点扫的水波泛起绿色的涟漪。天寒手冷,玉笙冰凉,但吹笙的人却亢奋地吹起《小梅花》曲子,声音宏亮悠扬, 响彻天空,听者都感到激越、雄浑,春意盎然。人们都说,照这样吹,这样吹吠下去,一定会让人和绿杨都会变得潇洒清秀。
注释
①玉笙:珍贵的管乐器。
②《小梅》:乐曲名。唐《大角曲》里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
鉴赏
这首词诸本题作“春景”。乃因伤春而作怀人之思。
首二句直笔写春。莺歌燕舞,花红水绿,旨在突出自然春光之美好。三、四句却转作悲苦语。化用李璟《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春光明媚,本应产生舒适欢畅之感受,而女主人公何以有这般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是为点题之笔。柳絮杨花,标志着春色渐老,春光即逝。同时也是作为别情相思的艺术载体。飞絮蒙蒙,是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念人之情。因为有那刻骨深情的相思,所以忧思约带、腰肢瘦损。“人与绿杨俱瘦。”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感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含意自在其中。直让人想象到一幅花落絮飞,佳人对花兴叹、怜花自怜的图画。
词人之心,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展示流转在节序交替中的伤春念远之情。词从愉快之景象叙起,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愈为悲苦。然而词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衬的`效果,甚而不惜极尽雕琢气力状物写景,终不免落于攻琢之痕。“溜”字本写花红之鲜艳欲滴,“皱”则欲状摹水波漾漪之态,亦不可谓不巧矣!然味之终觉神韵欠焉!究其原委,就在于它显得雕琢、吃力。正如其“天连芳草”句,如换“连”为“粘”,则失于穿凿矣!故《吹剑录》谓“莺嘴”二句:“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很多词评家们都恰切地指出了这一点:《草堂诗余》批曰:“琢句奇峭。”《弇州山人词评》评曰“险丽。”《古今词话词品》亦云:“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如此雕炼奇峭,有《粹编》本要以为此词乃黄庭坚所作,实在也是事出有因。
“诗缘情”,贵其感发之力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重其内在之情味意境。而由于诗、词体裁的限制,其用字造句,又特别讲究锤炼洗净。但是这种锤炼不是刻意地雕章琢句。其用心尽管良苦而出之必须自然,浑成无迹,顺手拈来,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秦观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程垓“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摊破江城子》)新鲜奇特,形象生动,各具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得其失,均当以审慎公允态度待之,不隐其得,不讳其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作者的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