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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散文《拣麦穗》
【作者简介】中国著名女作家,辽宁抚顺人。唯一两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五、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 其代表作有《沉重的翅膀》《无字》《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祖母绿》、《流浪的老狗》等。
张洁《拣麦穗》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谁不熟悉拣麦穗这回事儿呢?
我要说的,却是几十年前拣麦穗的那段往事。
或许可以这样说,拣麦穗的时节,也许是顶能引动姑娘们的幻想的时节。
在那月残星稀的清晨,挎着一个空篮子,顺着田埂上的小路,走去拣麦穗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等到田野上腾起一层薄雾,月亮,像是偷偷地睡过一觉,重又悄悄地回到天边,方才挎着装满麦穗的篮子,走回自家的破窑洞的时候,她想的又是什么呢?
哎,她能想什么呢?!
假如你没有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你永远不能想象,从一粒粒丢在地里的麦穗上,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她拼命地拣呐,拣呐,一个收麦子的时节,能拣上一斗?她把这麦子换来的钱积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也不见她穿,也不见她戴,谁也没和谁合计过,谁也没找谁商量过,可是等到出嫁的那一天,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装进新嫁娘的包裹里去。
不过,当她们把拣麦穗时所伴着的幻想,一同包进包裹里去的时候,她们会突然感到那些幻想全都变了味儿,觉得多少年来,她们拣呀,缝呀,绣呀,实在是多么傻啊!她们要嫁上的那个男人,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又有着多么大的距离啊!但是,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做它,缝它时的那种心情了。
这算得了什么呢?谁也不会为她们叹一口气,表示同情。谁也不会关心她们还曾经有过幻想。连她们自己也甚至不会感到过分地悲伤。顶多不过像是丢失了一个美丽的梦。有谁见过哪一个人会死乞白赖地寻找一个丢失的梦呢?
当我刚刚能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的身后拣麦穗了。
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师跌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得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啥?”
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娘们?了?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下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的,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的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又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莫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
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来。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仍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真的,我常常想念他。也常常想要找到,我那个皱皱巴巴的,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可是,它早已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本文最初发表于197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
感觉现在的城市也很有那个时候的摸样,人与人相处不再那么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