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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轼人生经历的感悟
对苏轼人生经历的感悟1
人同此心,心同此想,这就是共鸣。共鸣,简而言之,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心意相通的表现。
翻开历史,与苏轼产生共鸣者,如过江之鲫,我亦如此。只要自己处于困境,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的想起苏轼的《自题画像》: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写这首诗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的一生,是在党争愈演愈烈的北宋时期度过。他不为新旧两党所容,长期受到打击和迫害。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被发配到极度偏僻荒凉的儋州海南岛了。
这预示着他的仕途已经终结,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无情的打击。他从小就展示出超乎寻常的才干,到后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直心想着着致君尧舜,出相入仕,干出一番大事业。而且还在年轻的时候,他便得到当时身为兵部尚书兼一代文宗的欧阳修的大力奖掖,有望之承其衣钵,放他出人头地的想法。他也的确没有让欧阳修失望,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文坛闯将,取欧阳而代之,成为文坛宗主,声名之显赫,一时社会青年才俊,荟萃门下,苏门四徒,辉盖千门,真可谓是门庭若市,呈殷殷之盛。
然而,有才如此,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却夹在新旧两党中间,成了肉夹馍,无端地成了两党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首先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甚至差点身首异处。接着新党垮台,旧党执政,他再次被贬到广东惠州。当时,广东可没有像今天这样地位尊崇,而是荒僻萧条、瘴疠横行的南蛮之地,一般作为朝廷流放犯人或者贬谪官员的。被流放或者被贬谪到这里,很多官员都认为是走上了不归路,长亭送别情景,宛若生死离别,悲情浓重。所以,唐朝一代文豪韩愈被贬谪到潮州时,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首诗十分形象的说明了这一切,像这样的诗歌太多了,比如柳宗元、刘禹锡的诗歌等等。
可苏轼更深重的灾难还在后头,迟暮之年,还被贬到更加偏远的孤悬海岛今天的海南。即便不久遇赦北还,可此时的他却已看破官场,正如他所说,他已是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了。
更为悲催的是,苏轼在北还路上,客死他乡,一代千古巨星就这样黯然殒落,恰如当年的杜甫,舟中死于湖南耒阳。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就是悲剧,历史向来是不吝于上演这样的悲剧的。这样的悲剧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对于苏轼来说,是历史铸就了他的人生的悲剧,使他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道厚重的祭品。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像周瑜那样英雄美人式的理想,建功立业,佳人在抱,所以,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里,他把这样一个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却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能做的也只能是洒酒江边,来凭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来抒发自己蕴藏胸中的块垒和愤懑。更何况,像他这样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大才子,像他这样一个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旷世文宿,按理来说,应该是美人心仪的对象,可是,在情场上,他却无法做到象他吟诗作文那样,天马行空,纵横驰骋。
我认为,诗人不幸,诗家幸,赋到沧不桑句便工。正是他的仕途不顺之凄怆、身世漂泊沦落之感、爱情失意之苦,铸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这位大才子的最大的补偿。
对苏轼本人来说,我是由衷地倾慕和敬仰的。我倾慕的不仅仅是他那有如浩浩汤汤的惊人才情,更多的是他那种不已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悠然,可以看到刘禹锡的超然,可以看到王维的恬淡和安静,也可以看到李白的飘逸和杜甫的沉郁。即使他处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即使他从人生的巅峰跌入低谷,他都能够坦然面对,没有过分的郁郁寡欢,没有沉沦,没有埋没,而是一如既往地对生活充满着追求、希望和激情,有了这些,才会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才会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薄纱似的情怀,才会有横看云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和思辨,才会有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笑看风云笑对人生。更重要的是,兼济天下之志,从来没有忘记,每到一个新的任所,殚精竭虑,以民为本,造福一方百姓,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留与人们作美谈。
斯人已逝,然青山苍苍,江水泱泱,东坡之风,山高水长。他的旷达、超乎物我和兼济天下之志,千百年来一直珍藏在士人的胸怀,成为他们精神的休憩所,尤其是对于那些如他一样漂泊沦落、屡不得志的士子来说,更是一剂清新剂和疗伤药,激励着他们鼓舞着他们,如被充配边疆伊犁还引吭高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被绑缚刑场还高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等,他们都是一直奉苏轼为圭臬的。
我想,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何不像苏轼一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来笑看风云,笑对人生呢?
对苏轼人生经历的感悟2
秦观有诗说:“人生异趣各有求”,对于苏轼来说,他的异趣不是富贵,不是功名,而是读书和创作,在文学艺术的瀚海中遨游,是苏轼平生之快事。苏轼自己所说的:“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正可作为苏轼审美人生的极好概括。
首先是读书,对此,很多诗话有所记载。可以说,读书是苏轼终生不变的生活习惯,是苏轼战胜苦难的精神支柱之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有时,在贬谪的蛮荒之地,书籍的来源有限,苏轼便会将有限的一本书反复阅读。他曾有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又答王庠书》)这看似是一种法则式的读书方法,其实,这种法则多半是精神食粮短缺特殊情况所逼出来的。苏轼晚年贬谪海外,无书可读,偶得柳子厚文,于是,横看侧看,敲骨吸髓,何止八面,恐怕每个字都要反复玩味,如同荒漠中的饥渴者得到有限的一泓清水,是不肯一口吞尽的。有《诗话》记载,苏轼在黄州时,生活极端艰苦,仍然每夜读书,“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惜,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音吼)!’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令人失笑,也可知苏轼读书之痴迷。”
在《读孟郊诗二首》中,我们能感受到苏轼的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时而像是饥饿者的大快朵颐,时而又像是美食家的细细品味:“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饥渴之态、贪婪之态、寻觅之态,跃然纸上。如果有美感的时候,苏轼会感到极大的愉悦:“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读到佳处、美处,那种审美的愉悦,是无法言传的,这种感觉西方的诗人曾经说:“如果有一部书能使我读过之后浑身发冷,而且没有任何火把能把我暖和过来时,我知道那一定是诗”,(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语)苏轼的感受却是美感如佳肴美酿。读书之于仕宦,就像是天涯倦客,忽然看到清清的溪水一样,虽然不能从此彻底摆脱仕宦的尘埃,但到底可以使心灵得到得到短暂的休憩:“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苏轼:《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对于多才多艺的苏轼来说,审美的愉悦,其范畴相当的广泛,书法、绘画、古董、金彝,无不在其彀中。初踏仕途的.凤翔时期,他就有《凤翔八观》,其中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都是十分著名的。可以说,仕途为苏轼的审美人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在《石苍舒醉墨堂》中,苏轼曾论说书法之乐:“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如欲美酒消百忧”,“兴来一挥白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那快意真如庄子笔下的逍遥游呀!所以,苏轼人生的闪耀,便是在那“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的愉悦,是如同他自己所体会:“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出也”的体验。
当然,苏轼的审美人生,并不是与人类社会文明的隔绝,恰恰相反,苏轼非常喜爱访客聊天,在聊天会客中获得乐趣并得到灵感和创造。有资料记载:“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谑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后去。或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
苏轼的审美人生,当然也包涵着对于大自然的审美,在仕宦倦游之时,对于大自然的审美愉悦,是苏轼最好的休憩,因此,他陶醉于“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的朝霞夕日,呼吸饮酌着湖光山绿:“呼吸湖光饮山绿”,他怜爱着一切美好的生命:“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有时,他对于仕宦生涯极端的悲哀:“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大自然与他的诗文写作,就成为唯一不弃的伴侣:“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天人合一,与自然溶为一体,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传统,不独苏轼而然,但苏轼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之人生,其个体生命之于宇宙自然、社会生活之于自然世界之融合,更达到了新的境界,譬如余极爱东坡词“我欲醉眠芳草”,因此,若见一片青青碧绿,便欲醉卧其间。词作之感人,先在词人之投入,非止形体,乃词人之一片精魂,皆融化在芳草自然之怀抱,那“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的惺惺相惜,那种陶醉美景的珍爱,那种“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的归依,都令我心醉。而词序所记录的此词的创作过程,更是东坡以诗词写作为审美人生的极好例证:“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书此语桥柱上”,将词作发表在大自然,则无异于一种泛神情感,将大自然视为可以阅读,可以欣赏,可以交流情感的读者。余少年时代,在沙漠中见西辽河水,视为天河,徘徊至暮色而归,因将小词以树枝书写在沙滩,故深解东坡之审美情结;又如名篇《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则自然之景色,乃“一片风景一个心情”,景物更多的是主体之关照,是社会化之自然,“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是幻觉之自然,想象之自然,自然之美,全在:“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闲人,只是相对仕宦人生而言,对于审美来说,却并不闲,因为苏轼不但沉浸于美,而且创造了这一千古名篇。故“闲人”两字,为关键词,可以视为苏轼审美人生的别样说法。
相对于柳永式的为歌妓写作,姜夔式的为生计写作,苏轼的审美人生的生命观念,更多的是为兴趣写作,为审美写作。这一点,对于苏轼的诗文艺术创作,有着内在的深刻影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轼的艺术创作的种种特质。譬如苏轼的艺术创造,是更为随意的,更为注重主体感受的,更为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为不顾及法则之类的约束而偏重于创作刹那的美感的,是“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的创造性的快感,与黄庭坚的法则式的写作,苏轼的创作更为重视的是灵感,是“奋袂如风,须臾而成 的灵光一刹,是“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再难摹”。东坡论述书法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造”两字极好,也可以视为苏轼艺术创造之概括;诗歌写作也是如此,苏轼曾说:“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颇有意味。所谓“诗欲其好”,指的是众人之好,法则之好,“则不能好矣”,则是自我之好,审美之好。因此,以审美人生处来审视苏轼,则苏轼诗文艺术的种种怪怪奇奇的现象,都可以大致寻觅到源头。东坡作词,之所以能不理会所谓词体的当行本色,出新意诗人雅词于词体别是一家的法度之中,寄士大夫精英文化于豪放风格之外,都与苏轼的这种审美人生观念有着渊源关系。“以诗为词”的文学破体创作,无视每种文学体裁的当行本色的规矩,是因为苏轼原本就没将这些法则规矩看得很重,诗文也好,绘画也好,都不过是使我在创造中愉悦的载体而已,“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达心适意,正是审美与法则之间的极好说明。当然,苏轼的达心适意,是在对于文学艺术基本法则的深谙娴熟之后的自由,是总体法则之中的逾矩,是逾矩中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