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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陶渊明的饮酒

2023-08-13 04:42:57 高考在线

　　一、“出仕”与“归隐”

　　探讨陶渊明的归隐问题，需要先讨论一下他的出仕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陶渊明出仕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为贫而仕”。这个观点当然不是凭空臆测的无稽之谈。因为，陶渊明确实屡申此意。他回忆自己刚刚踏入官场作州祭酒时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意志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十九》)回忆作镇军参军时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十》)在为彭泽令时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归去来兮辞·序》)这些都表述了他为贫而仕的情况。家贫，确实是事实。但是否就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呢?值得讨论。

　　第一，陶渊明的出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走着一条曲折不平之路，或隐或仕的心倩是矛盾的。他几度自免去职的行动，表明他决非为贫而仕。如果只是为解决生计而仕的话，既仕之君，将会心安理得地忠于职守，甚至可以投机专营，将不会牢骚满腹。

　　第二，就陶渊明生活状况看，出仕和归隐大不一样。他虽然说过，“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革瓢屡空.”(《五柳先生傅》)但他毕竟穷得不至于达到衣食不给的程度，总还是“园蔬有年滋，旧谷犹储今”的。然而归隐之后，生活每况愈下，穷困潦倒。按照为贫而仕的观点进行逻辑推理，应该是对出仕更急急以求。事实恰恰相反，宁可安贫守贱，也毫无再度出仕之想。

　　第三，如果认定是为贫而仕，也与他“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发生了矛盾。倘如陶渊明真的是为贫而仕，他岂不成了一个庸庸碌碌、一心为营得温饱而奔波的俗人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饮酒·十》中可看出他为何而仕的真象。诗中的“似为饥所驱”的一个“似”字，就给为贫而仕打了折扣，而把出仕的真象隐含在其中。“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出仕固然能对生活有所改变，但是，“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终于从罢官去职的行动，把“为贫而仕”之说给彻底否定了。不仅如此，诗人在贫与富的问题上，始终坚持“贫不悲戚，富不苟得”的原则，是非观念是非常鲜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翁吾情。”(《饮酒·十六》)诗人抱着固穷守节的信念，坚持自己的节操，历尽饥寒之苦。纵使悲风袭击破屋，荒草长满院庭，饥寒不能入睡，这些也没有动摇诗人的信念。唯独使诗人遗憾的，是已没有象孟公能理解张仲蔚那样的人来理解自己，自己的心情始终受到掩蔽而无处表白。《饮酒·四》中描写的失群鸟，形象地表明了诗人的悲哀和愁苦。诗人的'这种思想

　　感情，在其他诗文中也多有流露。例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先师有遗训，忱道不优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可见，诗人为贫而仕，只是一种托词，并非出仕的最主要的原因。

　　二、真”与“任真”与“真意”辨

　　《饮酒，五》，历来是争论最激烈的一首，原因在理解多异。历代封建文人、资产阶级文人，认为此诗这是陶诗中的精华，不但意境高远，思想感情也绝妙，全盘肯定。近代有的论者认为，此诗表现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闲情逸致，是陶诗中最消极的一首，是糟粕，全盘否定。吴云在《饮酒诗初探》中，对此诗给以充分的肯定，但结论仍认为此诗的主导思想是消极的。逮钦立把此诗作为陶渊明的玄学观的佐证，认为该诗是赞美隐逸的清幽闲适和人生的无为，是说教人们从自然中追求得意。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此诗呢?关键在于对此诗中“真”字的理解。

　　查陶渊明诗文，除此诗中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外，用了“真”字的还有五处:“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这些“真”的基本意思是真率、自然、纯朴、诚挚，是与虚伪、欺诈相对的。它体现了诗人崇真尚朴的思想。

　　陶诗中“真”的含义，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出于《庄子·渔父篇》:“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我们不否认庄子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但也不赞成囿于庄子。由于对“真”的解释，越不出《渔父篇》所阐发的含义，所以一般看法便认为，此诗是赞美隐居的清幽闲适和人生的自然无为，所看到的诗人是一个为眼前景物所感发，快活得飘飘然的得意忘形的形象。初读此诗，确实能使人产生上述感觉，然而细读之，透过诗人的欢乐，却令人感到那是一种苦恼的微笑，是一种极想到大自然中摆脱矛盾和痛苦昨心境。得意忘言并非是完全的主观情意和客观景物融为一体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的妙境，而是饱含着诗人饱经风霜后的万千思绪和无限苦闷。有人把这种苦闷的微笑，理解为发自内心的欢乐，所以又导致把陶渊明欣赏自然景色的情趣，与王羲之在茂林修竹清泉激湍的兰亭大摆晏筵，以致石崇这种门阀世族穷侈极欲的豪兴混为一谈，甚至把陶渊明的情趣和晋简文帝司马显的情趣等同起来。显然，这种言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诚然，此诗写了欣赏自然风光的喜悦心情，一种远离世俗后的喜悦心情。它反映出诗人的心情是平静的，境界也确乎是静穆的。诗人带着一种欣慰的心情，想到自己虽然结庐人境，但庆幸居然能避免那些高车驯马的喧扰。‘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含蓄而幽默地阐述自己和上层的社会关系，即思想上远离了上层社会，上层社会也就自然会远离他。诗人通过采菊、见南山，通过观察天色和飞鸟，通过一瞬间的感受，写出自己找到人生归宿的欣慰心情。这种欣慰是表层现象，实质是通过这种心境的表白，表现自己对“世俗久相欺”的社会的淡远，对高车大马的鄙夷、厌弃，对纯朴自然的热爱，对真率美好的向往。由此看出，《次酒·五》诗主要是批判和讽刺统治集团的奔走钻营和无所不为的丑恶行径，其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应予肯定。

　　这个“真，的思想内涵，应该说是儒家思想。这从《次酒.二十》中也能看出。诗日:“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雯，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侏洒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忽醉人。”诗人看来，“真”的社会，应象羲皇时代那样，率真纯朴，而不应象“世俗久相欺”的魏晋时代。所以，这个“真”是植根于现实世界的，是客观的;它与世俗生活中的浊、伪、欺相对而存在。诗人讴歌孔子制作礼乐，努力弥补缝合社会风气，要使它归子淳正，这个“淳，与“真”是相通的。清人方宗诚在《陶诗真让》中评论说:“羲农……其淳四句，乃陶渊明饮酒之旨，真对伪言，淳对藻言。言次酒欲反真还也。”诗人还赞美了儒士们注经笺诗，使儒道得以畅通，同时又感叹孔子的微妙之言再也听不到了，濡家经典也成了灰烬。按着，诗人反问伏生等老翁传投下的学，为什么再没人亲近它?为什么再没有关心治世的人?最后，诗人把满心的感慨，用酒徒醉酒之言，曲折委婉地表达出来了。这里表现了诗人对魏晋时代儒道不行的愤慨，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这个思想观念与孔子追求的“大同”社会，同于一撤。所以，我们说，诗人笔下的“淳”、“真”，是以濡家思想内核为基调的，当然，也不排斥庄子等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诗人的社会理想是“复真”，诗人的人生观则是“任真”。诗人生活在玄学、清淡风靡的环境中。由于受道家严于律己的修身哲学的影响，他坚持操守，没有一般士大夫卑鄙放荡的行为，实践着顺应自然的人生格言，保持了高洁的人格。他极端厌恶违背自然本性、巧诈虚伪的社会行径，因而才赞美自然中的真意。认为:“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这里的“任真”，就是任天、任道、任自然，这里的天、道、自然是相通的，合而为一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诗人认为:“宇亩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宇宙是自然存在的、无限的、不停息的。“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宇亩是自然变化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死去何所知，临化消其宝。，人死了，精神也就随着消亡。“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否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说。

　　有的论者认为:这种“任真”的人生观，使陶渊明陷入了宿命论的泥淖，对贵贱穷达采取委运任化的态度，它导致了陶渊明饮酒、斌诗、观鸟、赏菊，以此消极的洁身自好，而不是积极的采取改造社会和反抗社会的行动。因此对“任真，的人生观持否定态度。这种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不妥的地方。事实上，陶渊明“任真”的人生观，包含有反抗世俗、不满现实的积极因素，也有委曲求全、逃避斗争的消极情绪。陶洲明“任真”，并非一切都顺应自然，不要有所作为，而是指自然的人生，真实的、有意义的人生，不要狭隘地把它理解为人生的自然无为。当然，不可忽视陶渊明人生观中也有消极的因素。“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他感叹人生暂短，空虚，“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视人生如梦.“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用酒充实生活，麻醉自己。等等。应当指出，陶渊明“任真”的人生观中的消极因素，与前面所述的主导方面是积极因素，既矛盾又统一，是对立的统一。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当其理想和社会现实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思想斗争就更激烈，在追求无法达到时，也会流露出感伤的情绪。这种消极感伤的成份不占主导地位，它主要是由社会现实造成的。

　　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中，那些正直、有德行、有理想的人，往往都会产生类f}}的情感。还应看到，有些诗句在消极感伤中寓含着反意，诗人是那样写的，却不都是那样想的、那样做的。

　　陶洲明“任真”的人生观，与其求“真意”的美学原则，是密联系在一起的。沈约最早指出陶渊明真率的人格;萧统进一步肯定了任真自得的艺木风格，初步揭示了陶渊明以“真，的人生观和美学观。任真自得，最能概况陶渊明的神采、风格，他的真率的人格，在《坎酒》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他“无夕不次”，写了诗人对酒的欲之若狂的神态与嗜好，简直是一个醉酒的狂徒;“何事继尘羁”，写了诗人是脱离世俗、啸傲趋凡的放翁;“达人解具会”，诗人把自己描绘成是看破红尘、看破人生的达士，“善恶苟不应”，诗人揭露佛教的骗人行径;“雷同共毁誉”，他批评了世俗的败坏，“饥寒况当年分，表现了对不幸者的同情。·”…所以，苏轼评论说，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者，贵其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