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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为何被称为中土“第一达摩”
陶渊明为何被称为中土“第一达摩”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
渊明最早被人称作“达摩”,便缘于这两句家喻户晓的名句。宋代施德操《北窗炙輠录》中引正夫的话说:“时达摩未西来,渊明蚤(按,通“早”)会禅。”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末年(或云东汉时期),但当时所传佛教为小乘佛教,影响亦不甚大。佛教在中国盛行,达摩西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达摩,天竺僧人,亦称菩提达摩。达摩西来,是梁武帝普通元年的事。武帝迎至金陵,然后来二人议论不合,达摩一苇渡江至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化。据说达摩为天竺禅宗第二十八祖,中土初祖。
渊明乃晋宋之间人,较达摩为早,因此正夫说渊明未等达摩传法,早就悟到禅宗的深义了。那么禅宗之义是什么呢?禅宗以静坐默念为修行之法,讲究不立文字及顿悟。而此诗讲的“此中有真意”,颇似“顿悟”;“欲辨以忘言”,又似“不立文字”。
关于不立文字,《楞严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
真理相当于“月”,文字相当于指月亮给人看的“手指”,人们不应专注于手指,而是要看到月亮。那么以渊明此诗来比附,“真意”即“月”,“言”即“指”。这两句诗确实有点禅宗的味道,佛家的风范。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及渊明“问君何为(能)尔,心远地自偏。此还(间)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四句诗与佛教的关系时说:
清悠澹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汉、魏,果中是未妆严佛阶级语。
妆严,亦作庄严,佛家指装饰美盛。如《无量寿经》:“又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又引申为端正尊严。《华严经探玄记》:“庄严有二义:一是具德义,二是交饰义。”王世贞说渊明是“未妆严佛阶级语”,大约是说渊明是果位(级别)还不高的佛吧。他又说的“坐此不得入汉、魏”,是指渊明之诗正是因为有这种风味,所以与正统的汉魏古诗风格上有出入。确实,渊明此诗似有禅味,但并不是说这样诗就不好了,而是说汉魏诗中无一语如此似禅,所以后世学诗者从此学起则不能得汉魏之风了。
但是渊明真的是悟着了“不立文字”的禅机么?其实未必,因为《楞严经》中有“指月”的记载,而本土文字也早有了类似的内容。比如《庄子》中的“得鱼忘筌(一作“荃”)”、“得意忘言”: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
很明显,渊明“忘言”二字是从《庄子》来的。
另有宋代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评论渊明与佛教的关系:
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宗,达摩西来方有之,陶渊明时未有也。观其《自祭文》,则曰:“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本宅。”其《拟挽词》则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其作《饮酒》诗,则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远,盖第一达摩也。
他认为渊明深谙佛理并不仅仅表现在“忘言”上,还表现在“了死生”上。于是他就引了渊明《自祭文》数篇,说明渊明比达摩传达这些佛理要早,是中土“第一达摩”。
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就反驳葛说:
渊明达识,葛常之引其《自祭文》及《自挽词》云云,以为第一达摩,援儒入释,甚无理也。
他认为把儒家的渊明拉入到了佛家的阵营里,太没有道理了。不过具体怎样没道理,他也没有细说。倒是梁启超先生论陶与佛的关系说得明白:
他对于那些专务物质生活的人有两句批评他们道: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
这两句名句,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经》了。
《神释》篇的末句云: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杂诗》里头亦说:
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
《归去来辞》末句亦说: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彀自己受用了。(《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梁先生一方面肯定陶诗两句抵得上七千卷《大藏经》,一方面又认为渊明对于生死的看法属于“断见”。什么是断见呢?《大智度论》:
见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断。常见者,见五众常心忍乐;断见者,见五众断心忍乐。一切众生多堕此二见中。
佛教认为普通人对世界有两种见(看法):一为常见,二为断见。常见认为死并不消灭,身心在过去、现在及未来都常住,永无间断。断见则不知自身和各种外物本性常住,而反以身死为断灭之见。简言之,常就是总在,断就是消亡。这都是普通人的看法,佛家则以为生命是“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的。后一秒的生命已和上一秒不一样,但因二者相似,所以相续。生命是流动的,后一秒与上一秒即非隔断,也非永恒不变。即使是“生死”,也是如此。梁任公认为渊明对于生死的看法属于“断见”,也就是说,渊明认为人死了就死了,什么也没有了。因此说,渊明的“了生死”,确实不是佛家意义上的了生死,甚至与道家“庄子鼓盆”的豁达也不相同。渊明虽然看开了生死,但还是把生死看得很重要,“死生亦大矣”——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话,也是有晋一代人对生死的看法。渊明那些写到亲人去世和哀挽自己的文字,还是有很浓重的伤感味道的。这还是儒家对生死的态度。这让人想起《论语》里面孔子哭弟子颜回来: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同上)
以及《史记》里记载孔子临终前给自己唱得那首歌: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後七日卒。(《史记?孔子世家》)
达观如孔子者,临命之时,既偶“逍遥于门”的一面,也有“因以涕下”的一面。这似乎正是渊明“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人生态度。南宋罗大经则在《鹤林玉露》中直接说明:“(渊明)于六经、孔、孟之书,固已探其微矣,于了死生乎何有?”
再有把渊明与佛教相关联的,就是明代屠隆《鸿苞集》:
以禅论诗,《三百篇》是如来祖师,《十九首》是大乘菩萨,曹、刘、三谢是大阿罗汉,颜、鲍、沈、宋、高、岑是有道高僧,陶、韦、王、孟是深山野衲,杜少陵是如来总持弟子,李太白是散圣,李长吉是幻师,郊、岛是苦行头陀,《玉台》、《香奁》是绮语破戒僧,温、李、二罗是野狐禅。
这种“以禅论诗”的风格,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就有了。而屠隆这篇论断,更是与诸人的.人生思想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印象式的批评,说自己的一种感觉。就像现代有人用书法来评论京剧老生流派风格,说什么言菊朋似小篆、杨宝森似魏碑,实际不过说言派阴柔圆润,杨派古朴苍劲罢了,至于唱京戏的言、杨二人是否学过小篆和魏碑,根本没有关系。
说来说去,渊明的人生思想和佛教几乎是搭不上任何干系的。当然,由于时代风气,他也许会如梁启超先生说的那样,“一面却又受了当时玄学和慧远一班佛教徒的影响,形成他自己独得的人生见解”(《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但无论如何,佛学思想至多是渊明主体思想的一点补充而已。
然而渊明这一生确实有和尚朋友,与他们做过方外之游。萧统《陶渊明传》记载: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徵命,谓之浔阳三隐。
浔阳齐名的三大隐士,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三人时有往来,其中的周续之就是慧远大师的弟子。而慧远更是极为器重渊明。按梁启超先生推算,大约渊明四十三岁那年,慧远大师召集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于庐山之东林,由刘遗民写的《誓愿文》(大约相当于组织宗旨纲领一类的文字),开了佛教净土宗的先河。据佚名《莲社高贤传》记载:
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
慧远大师为了能让渊明入社,连饮酒这样的戒律都放宽了。但渊明来了,不知怎么了,忽然一皱眉头就走了。还有的传说是渊明到寺外,闻钟声,攒眉而去。我们实在不知渊明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可能渊明看见一百多人虔诚地坐在那里,不觉静谧,反觉得他们都太过“无明”(愚)吧。最有意思的是,陶渊明一介贫士,慧远大师对他欣赏得不得了;而后世与陶齐名的谢灵运(陶当时声名远不如谢),当时地位显赫,他上赶着去亲近慧远,慧远却不喜欢他,嫌他心乱。以此看来,慧远不以声名地位论人,真是慧眼独具,颇有大师风范。
另外有个传说:相传慧远送客人不过寺门前的虎溪。有一天慧远和陶渊明、陆修静论道,不觉过溪数百步,当时山中猛虎大啸,似乎是在提醒慧远——“你犯规了”,于是三人相与大笑。这宗佛门公案虽然不知是否真有,但后世画师颇爱以此为题,深林古刹溪前,三人相视大笑。笑得是什么?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