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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与朱熹
辛弃疾与朱熹
辛弃疾与朱熹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辛弃疾是叱咤风云,忧国忧民的抗金名将,而朱熹一个热心教育、穷研理学的哲学家,两人到底有着怎样的交情呢?
万人杰与百世师的交情:辛弃疾与朱熹
宋庆元六年,朱熹溘然下世,但门庭冷清得很。
此前他因再三秉直论事,得罪了权相韩侂胄等人,被一众小人罗列罪名,刻意抹黑,不独学问被斥为“伪学”,他本人也从一代大儒的身份,变成了伪学甚至逆党的魁首。
门人弟子大多已遁走江湖,以避祸端。更有软弱的,公开表示跟朱熹脱离关系,“过门不入”,“以自别其非党”。此时天下正“谈朱色变”,人情凉薄如此,哪里会有什么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吊唁他。
辛弃疾就来了。
若果说他们有很深的交情,也不见得。大抵辛弃疾敬服朱熹的德行学问,视为师长辈,朱熹也欣赏辛弃疾的气节性情,虽然比辛大十岁。加之二人都坚持对金作战,反对议和,故彼此惺惺相惜。
早年他们曾同游武夷山,辛弃疾乘兴写了十首诗,以“山中有客帝王师”称赞朱熹。朱熹当时也写了一组诗,纪念这一次旅途。后来辛弃疾跟好友陈亮约朱熹一同过鹅湖讨论天下大势,朱熹当时离鹅湖并不算太远,不过没有赴会。
当然,朱熹给陈亮写信时说不愿过问时局,想隐居读书自处,这只是托词。其实朱、陈二人此前就国事学问等,已有过数番深入辩论,陈亮自视甚高,朱熹不与会也在情理。
此番朱熹下世,多少往日亲近的门徒友人都只敢将拜祭放在心上,甚至到了“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的地步,更勿论在这个时间替朱熹正名。然而辛弃疾不单止来了,还带来了令天下震动的祭文,称朱熹“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公然逆浪潮而立,丝毫没有妥协退缩的余地。
时至今日,有心人给朱熹的抹黑都没有消除干净,民间仍然传说他的种种“恶行”,把朱熹拉低至道德底线之下来讽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很简单一点,如果朱熹德行有问题,那么他的牌位绝不会被后世请入孔庙,作为读书人的楷范来奉祀。一个人能成为百世师,他必须先是立得住的人。
辛弃疾也是立得住的人。
这时的辛弃疾已经六十一岁,容貌衰朽,走到了人生尾段。想当时辛弃疾才二十多岁,带着五十骑人马闯入五万大军中,生擒叛徒,从容退走,当场竟无一人敢阻拦。如此骁勇威俊,简直绝伦。
人终于敌不过时间的销磨。万人杰如辛弃疾,谁忍心看到他壮志未酬,冯唐先老?在纪念朱熹下世的词作《感皇恩》中,直言“白发多时故人少”,令人肠为之折。
但即便如此,辛弃疾性情始终如一,陈亮后来称赞他“挠弗浊,澄弗清”,立身浑然自如,并非虚言。什么事当为,他拎得很清,只看义在何处,行去莫问前途。
一个人是否立得住,放眼过去,最突出的就是在世局的关节点上,他是怎么做的。这次过来拜祭朱熹,跟四十年前相比,同样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但更能显出辛弃疾作为士大夫的节气,立身堂堂正正,凛然不为浊流所动。
朱熹与辛弃疾
一个热心教育、穷研理学的.哲学家;一个是叱咤风云,忧国忧民的抗金名将,两人会结成莫逆之交,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事。然而,朱熹与辛弃疾之间的深厚友谊却是有口皆碑的。著名理学家陈亮称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宗; 一个是“文中之虎”,压倒一世英豪的奇杰,他们二人堪称南宋时期的“双子星座”。
辛弃疾(1140-1207年),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他不仅是名垂千古的爱国名将,也是南宋词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词奔入激越、沉郁悲壮,与北宋苏东坡并称“苏辛”,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
辛弃疾与朱熹的密切交往,应追溯到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淳熙七年(1180年)冬,辛弃疾调节器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值严重旱灾,辛弃疾担负起救荒使命,在大街上贴出赈济榜文,只用八字:“劫禾者斩,闭粜着配!”朱熹赞扬他,说“这便见得他有才”,表示钦佩。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值饥荒,一些贪官污吏从中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有些不法商贸为了逃税,还与地方官勾结,贿赂,打着官方旗号以营私。朱熹听辛弃疾说“粪向亦插德寿宫旗子”,开始不信,后来“提举浙东,亲见如此”,便表示对辛弃疾更加信任。
淳熙九年(1182年),辛弃疾被朝廷一度罢史,闲居上饶,朱熹听说后为之愤愤不平。他经常对其弟子说“辛幼安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还称赞他“卓荦奇才,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
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任漳州知州时,看到豪强地主兼并,侵吞土地严重,农民深受其害于是农民和一些中小地主一致要求清查土地,推行按实有土地负担税、役的“经界法”,朱熹便建议推行此法,但遭豪强反对。绍熙二年冬,在家闲居十年之久的辛弃疾被朝廷起用为福建提刑。他通过调整,认为朱熹的建议是对的,便在汀州大力推行“经界法”,受到百姓拥戴,因而更加钦佩朱熹。绍熙三年(1192年)九月,辛弃疾任福建提刑兼任福建路安抚使不久,辛弃疾便亲往在建阳考亭闲居的朱熹问政,朱熹赠他三句话:“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希望他要仁刑兼施,政教并化,宽严齐用。辛弃疾虚心听从忠告,使他在福建治政名声鹊起。
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虽以身心寄托于道德性理之上,重“内省”,而不似辛弃疾之戎马倥偬,重外在功利,但两人抗金复国的主张是一致的。早在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在给孝宗皇帝《癸未垂拱奏札》中就讲到对金兵南侵,“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他还说“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纲纪,励风俗”。他的这些情况,总是受到主和派的阻挠,便多次辞官不做,以示抗议。然而,他定居建阳后,仍不时挂念着国家大事。他在《崇安刘勉之墓表文》中说:“是时国家南渡,几十年谋复中原以摅宿愤,未有一定之计。”而辛弃疾这位抗金名将也因遭主和派排斥、诬陷被贬,但他抗金意识始终不减。乾道元年(1165年),辛弃疾从为拯救大局出发,冒着越职之罪,奏进朝廷,写成著名的《美芹十论》,主张“应争取主动,不能和战之权常出于敌”。绍熙三年(1192年)冬,辛弃疾告别朱熹赴临安后,在《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点》的答对札子中,申诉了自己抗金的战略见解,提出“居安虑危”的衷心期望。但皇帝并无大志,对他提出的见解未予重视。后来,辛弃疾又遭到谏官的弹劾,以“残酷贪饕,奸赃狼籍”的莫须有罪名被贬,再度回到武夷山当了个挂名的冲佑观提举。过了一年,连武夷山冲佑观的挂名职务也被罢免了,回到江西带湖闲居。
虽然朱、辛两人在政治上不得志,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更加密切了。绍熙三年(1192年)冬,宋光宗召见辛弃疾。辛弃疾在赴临安行程前,特意赴建阳考亭拜访了朱熹。
绍熙四年(1193年)8月,辛弃疾在朝只当了几个月的大府卿后,又再次任福建安抚使。当年9月,辛弃疾再次到建阳会见朱熹,两人同游武夷,泛舟九曲,朱、辛二人看到武夷枫叶摇红,溪潭转碧,山水如画,诗兴大发,当即各自吟赋了自己的《武夷棹歌》,除了朱熹首唱出脍炙人口的十首《武夷棹歌》外,辛弃疾亦作棹歌十首,其九曰:
山中有客帝王师,
日日吟诗坐钓矶。
费尽烟霞供不足,
几时西伯载将归。
在辛弃疾眼里,朱熹是一个隐卧山中的“帝王师”,他希望终究有一天会有“西伯”来把这个怀才不遇的白发隐臣起用。当夜,朱熹又为辛弃疾的二斋室书写“克己复孔”、“夙兴夜寐”赠之。
宋宁宗时,右丞相赵汝愚荐进朝廷作侍讲的朱熹,看到奸相韩侂胄居功自傲、擅自弄权,就向皇帝弹劾他“擅权害政”的罪状。由于韩侂胄的势力远过于赵汝愚,因此,朱熹不但未能扳倒韩侂胄,反而被罢免侍讲之职。庆元三年(1197年)冬,韩侂胄等宣布道学为“伪学”,将朱熹列为“伪学逆党”之魁,限制他们的活动,这就是有名的“庆元dang禁”。对于韩侂胄的所作所为,辛弃疾非常气愤。辛弃疾当年担任具有实权的浙东安抚使,就是由于韩侂胄不容他实施北伐大业而被解除职务的。尔后,韩侂胄想借用辛弃疾名声起用他时,辛弃疾愤然说道:“韩侂胄岂是能用辛稼轩来建立功名的人!我辛稼轩又片么会依附韩侂胄以求取富贵呢?”
由于共同的命运,使朱熹与辛弃疾更加“相交既久、相见亦深”。陈亮死后,辛弃疾对朱熹的学识品行愈见亲敬。朱熹亦以“施展杰出的才干,以报朝廷”来期许辛弃疾。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给在武夷山冲佑观任职的辛弃疾信中,又以“克己复礼”相勉。
辛弃疾与朱熹不寻常的交往令人钦佩。辛弃疾认为自唐尧以来的几千年中,能与朱熹相比的仅有二、三人。他所作的《酬朱晦翁》诗曰:
西风卷尽扩霜筠,碧玉壶天天色新。
风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
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庆元六年(1200)三月,时值梅雨时节,朱熹由于久病,“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时年71岁。当时,朝廷下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考亭会葬,但辛弃疾义无反顾,不怕风险连累,作祭文以掉之。十一月二十日,朱熹葬于建阳市唐石里后塘九峰山下大林谷。辛弃疾痛哭万分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此外,他还写下《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一词。词中云:“案上数篇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语,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一旧社会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帮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遗划,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辛痉疾以汉代扬雄(子云)所作《太玄》经比拟朱熹的著作,并化用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称颂朱熹的文章、事业不朽。从这一史实,不难看出辛弃疾对朋友朱熹肚胆相照的真挚友谊。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评价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时说:“一个善于思维的人与一敢作敢为的人能结交厚谊,令人钦佩,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