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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高中一年级文言文教学
谈谈高中一年级文言文教学
一
高中一年级的文言文教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假如说高中三年是给文言阅读能力打基础的阶段,那么高一年级就是基础的基础,这一年学得扎实,此后两年的文言文教学才能顺利地进行,否则将困难重重。
所谓“基础的基础”,指的是最基本的准备, 包括三项任务:
(1)使学生养成自觉诵读的习惯,能读出语气,能熟读背诵8000至9000字;
(2)掌握200至300个文言词,熟悉一些常见的文言句式;
(3)能初步适应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这些,都是养成语感的必要条件。当然,还有其他任务如了解课文的内容大意,熟悉某些作家及作品等等,但都不是主要的。
完成上述任务的关键在于诵读。诵读,这里是指熟读和背诵而言。文言是书面语体,不经过熟读背诵进入它的语境,就难以学好;虽读而不能持之以恒,读的数量太少,不熟悉它的变化情形,也是学不好的。
既然如此,读多少字才算符合标准呢?过去的人们拿“四书”做标准,总字数约在55000左右,这是高标准, 因为接下去还要读“五经”,难度相当大,不多读一些不行。我们不读经,不需要这么多,但最低不得少于3万,能达到3.5万字最好,这就大体上相当于《孟子》全书(34685字)了。必须有这么一个标准。 因为文言常用词(含比较常用的)约有3000多个,常用句式也有几十种,尽管初学者不必全都掌握,但读得多一些总是好的。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学语言尤其如此,有些词句往往要经过十几次、几十次接触才能掌握,这是人所共知的规律。再说,中学教材里的文言篇目(含古诗)总字数大约是4 万多一点,熟读背诵它的3/4不仅应该,而且是办得到的。
诵读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主要取决于高一年级的`成就。因为初中的基本课文中只有18篇文言文(共5561字)、18首古诗(共1284字),加上非基本课文中可诵读的文言篇、段,学生的诵读量不过在七八千字间,所以高中三年内非诵读23000至27000字不可。这样的增加简直近乎飞跃,而高一年级恰恰处在这个“飞跃”的起点上,它的成败对全局影响极大。如果学生在这一年里确实养成了自觉诵读的习惯,能熟读背诵八九千字,则必能初步适应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如起结、照应、骈散结合等)和表达习惯(如称谓、纪年等),其朗读和记诵的能力也必将显著提高;这样,此后二年即使功课紧张些,再诵读一万五六千字也不至于感到困难很大。人们常说,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高一年级的文言文教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至于常用词,高一年级只要求掌握二三百个是否少一些呢?答曰:否。首先,3000多个常用词中最为常见的不足2000个左右,其中意义比较复杂、用法也多的仅占半数;那余下的一半意义比较单纯,或词义变化不大,不必作为学习的重点。其次,学习词语有一条规律:在起始阶段即学习上的“高原期”,速度不妨慢些;待到掌握一定数量的词语后,学生的吸收能力就可以成倍地增长。
二
再说新教材(单指文言文部分,下同)。
这两册教材具有目的明确、内容简洁、结构单纯三大特点——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实现上述目标服务。试用比较的方式来说明——拿现行高中教材第一、二册的文言文部分(以下简称“现行教材”)来做比较。
第一,现行教材采用按体裁划分单元的编排方式,而新教材则以时代先后为序,六个单元(每册三个单元)依次是先秦史传、先秦诸子、汉魏晋文、唐文、宋文、明清文。按体裁划分单元不是不可行,但放在高一年级则为时尚早,因为这势必涉及体裁知识,而古代文体相当复杂,一体之中又常有这样那样的变化,非多读不能知其就里。改为以时代先后为序,既可使学生对历代主要作家和作品一目了解,从而增强学习兴趣,又可避开体裁知识的干扰而倾其全力于诵读。
第二,现行教材有三种课文:教读文、课内自读文、课外自读文。由于结构复杂,处理得不好往往顾此失彼,或相互牵掣,平均用力,不能有效地突出重点,学生的诵读练习亦颇受影响。有鉴于此,新教材只保留教读和课内自读两种课文。课外自读文另编选本与教材配套,供学生自由选读;知识短文则以“附录”形式置于各单元之后,供学生课外参读,二者均不纳入课堂教学计划。结构变得单纯了,也就突出了诵读课文的重要性。据统计,24篇课文的总字数为10818,诵读它的85 %左右,全年的诵读总量即在8000至9000字之间。
第三,现行教材选篇有长有短,而新教材则以短小精悍者为主,篇数比前者多一倍而总字数仅增加364个。历来的教学实践证明:熟读背诵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能大致了解文章的全局,所以400字以下的课文最易成诵(如《劝学》292字,可在1. 5课时内成诵),400至600字的课文次之(如《师说》456字,可在2.5课时内成诵)。这两类课文在新教材中占87.5%,给诵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此外的变动有:取消“预习提示”,将点明课文主旨的话并入题注;简化“思考和练习”,将理解课文内容跟熟读背诵结合在一起,一般不涉及写作特色——这些,均可一眼看出,无须解释。
这套教材(文言文、现代文、作文说话都包括在内),是在总结历年教材编写经验和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既突出了能力训练的目标,又便于操作。仔细钻研它,定能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三
为了跟新教材相适应,切实完成高中一年级的文言文教学任务,我们在教学上要实行一个转变、一个转移。
一个转变是:课堂教学要从以教师讲解为主转变为以学生练习诵读为主。
最近20年来,文言课堂上教师絮絮不止、学生鸦雀无声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课本规定要熟读背诵的篇(段)大多作为课外作业处理。这种做法往往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把诵读看成负担,不到临考不读书,实际上等于放任自流,所以诵读的成绩很不理想,尤其不利于学生诵读习惯的养成。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把课堂的大半时间让给学生练习诵读,读到基本成诵而后止,如此则学生必定乐于在课后用少量时间进行巩固。要知道,学生本来就喜欢诵读,更希望读得动听,能因势利导,使课堂上书声琅琅,即可提高他们诵读的积极性。
课堂大半时间既属学生,自然要求教师少讲。少讲,不仅可行,而且势在必行。理由是:高一学生已诵读过七八千字,有初步的积累,而所学课文又非佶屈聱牙之文,且有详细注释,认真读几遍,十之七八可以读懂,真正需要讲解的并不多,此其一。其二,从训练的意义讲,如果一词一句要由教师来讲解,适足以学生养成依赖的心理,一切死记教师的现成结论;相反,如果把学生在诵读中能够领悟到的留着不讲,倒可以促使学生勤于思索而力图有所发现。二者孰得孰失,岂非洞若观火!
过去我们讲得多,主要是因为怕高考,一旦考题中有自己没有讲到的,便以为责任在己,无可推卸。而今后侧重考能力,不再使用课文中的句段,我们大可不必怕下去。当然,少讲不是图省事,该讲的还是要讲,要讲到点子上。
一个转移是:把立足点从讲翻译、谈语法转移到指导诵读上来。
翻译和古汉语语法之所以成为教学的立足点,是因为有些人把它们视为学文言的捷径。然而事实证明了它们不是:许多在中学受过这种训练的人依然不懂文言。
文言文和现代汉语都是从古汉语口语发展而来的,相同的地方很多,有不少文言句子只要更换或增加二三个字就成了现代汉语,完全没有翻译的必要;硬要翻译,无非是让学生记下一篇完整的译文,大家都放心。殊不知这样一来,学生把注意力都放在译文上,对原文倒不怎么下功夫了;一旦离开译文,原文的内容就变得模糊起来。这哪里是学文言文呢?至于语法常识,笔者认为凡句意已明者大可不讲,尤其不可使用“取消句子独立性”“定语后置”之类的术语;否则你不讲我明白,你一讲我倒糊涂了。我们的原则是:坚决反对那种从头到尾翻译课文、大量引用语法术语的做法;只有在特殊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以把翻译和语法当作排疑解惑的补充手段来使用。我们的立足点不在这里。
我们的立足点应当在指导诵读上。指导诵读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学生读错了字,要给他们正音;读破了句,要针对其原因(如误解词义或句意等)作一点解释;为了读出语气,要提示学生注意虚词的作用;为了突出重音,要启发学生领会作者的意图——这些都是初步的工作。在检查学生背诵的时候,遇到背不出、丢句、上下文颠倒等情况,还应当讲讲作者的行文方式以及文意的连属即所谓“理路”。至于课文中的至理名言、警策和抒情色彩很浓的句子,用三言两语加以点拨,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和思索,恐怕也是必要的。这种指导方式跟教师从头到尾讲解课文的方式相比,似乎显得“零碎”一些,但它是有效的,因为它有的放矢,不从“本本”出发;而且课堂既以学生练习诵读为主,也只能这么办。如果一定要给它寻找理论根据,那就是过去宫廷教师所用的教学方式正与此相类,称为“伴读”。当“伴读”,并不简单,需要相当高的教学艺术。我们能给学生当好“伴读”,应当说是很不错的了。
经验证明:要指导学生诵读,教师必须首先自己读好。榜样的力量无穷。教师能作示范朗读乃至示范背诵,学生刻意效法,收益必定更大。
弯路常常可以使人省悟出某些真理。过去我们批判旧时代学塾教师强迫学童死记硬背的做法,以为诵读是一种落后的教学方式,应当弃若敝履,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古往今来的许多大作家、大学问家全都受益于诵读。我们应当吸取文言文教学传统经验中的这个精华部分,不能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当然,我们要力图创新,但这是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的革新,正如鲁迅所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引自《论“旧形式的采用”》)照这个方针去做,文言文教学的前途必将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