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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失意的陶渊明
仕途失意的陶渊明
历朝历代,对陶潜(陶渊明),许多学者文人对之顶礼膜拜,对其人格赞美,绵绵不绝。大文豪苏东坡提到陶渊明,永远以学生的口气,这样提到老陶—— “渊明吾师”,说自己“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渊明是具有真性情的人,有修养,有操守,日常生活很随意。他的随意,非生活中的随随便便。官场的污浊,他看不惯,掉头就走。他自己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注:韵是气韵、气质)。陶潜认为由于现实的人事被高度扭曲,所以丘山倍显自然,值得爱慕。“爱丘山”三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几千年封建史,皇权无处不显赫,百姓无处不可怜,军队是百姓的对立物,政府是人民的压力源。偶尔出个青天大老爷,草民就感恩戴德。所以在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那里的社会生活,看不见权力机器的影子;虽有父子,却无君臣,连个村干部也没有!可见陶潜的自由精神—— 等级权力渺然无迹;自由与自然一样,上天赋予。
一个人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陶渊明曾经奔向官场,是为了生计。“投耒去学仕”——十三年里,曾四次去“学仕”!然而官场一套,他觉得很别扭,当官太难,始终不合拍。最后一次当县令,老陶只当了八十多天。官场有铁律:想做老爷,先当孙子。呵呵,在官场混,必需习惯假话与奸笑,要花花肠子多,要工心计,擅长尔虞我诈,要学会背信弃义……陶渊明当官,难免有委屈自己的时候,但忍耐是有限度的,上司要他做孙子,他就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瞧,他何等随意!对陶渊明来说,喝酒、写诗,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当官,绝对不是人生的必须。(事实上,酒与诗,伴随陶潜一生。)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脱下官服,如释重负,一路“载欣载奔”回家去,几乎载歌载舞!他,确立了人性的价值。而那些为官者,虽然得好处,锦衣玉食豪车伺候,却也付出沉重代价:失掉随意的快乐,失去做人尊严的愉悦。我们从陶渊明的为人处世,终于可以发现官方很尴尬的那个定律——要在官场混得好,得有奴才思想;有不把自己当人的准备!
仕途不得意者,或郁郁不欢,或心地坦荡。陶老先生是后者。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由于死了做官的念头,反而静下来读书了,读出自己的心得,艺术品味渐渐上升,原来心里的那份忠君报国的妄想,化作了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对艺术的亲近。社会洪波里的普通人,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为了获得什么物质与什么位子,而降低自己的人格。那些以尊严的'代价,去换取一职半官,说到底,可怜呀,令人发笑。所有大权在握的高位者,如果知道有那么一些精神贵族,竟然不对权力低下高贵的头颅,一定会感到无奈之无奈!
陶渊明回到故里(上京里,柴桑城),躬耕田地,喝酒写诗;人缘好,行为异常,天命之年名播四方,成为名人。他常头戴葛巾帽,腰间有个酒葫芦,打赤脚进城,小孩们喜欢围观他。当时有些小隐士,只是“伪粉丝”而已,他们也戴葛巾帽,也挂酒葫芦,想学习老陶;可是他们心里却装着朝廷官府,企图借着陶老先生的魅力,有朝一日,完成“从隐士到官员”的万里长征。陶渊明一笑置之,他们有权仿效自己,但是貌似神不似,官府上钩不上钩,也是他们的各自的造化,他并不道破。其实陶渊明自己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陶渊明从来不是隐士。(后人称老陶是隐士,也是后人自己的事,反正陶先生的文章诗句里,从来没说过他自己是个隐士。)
一个人对官场的格格不入的真性情的人,可爱的伟大的陶老先生,高山也,万世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