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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登飞来峰》--古诗描写山的特点

2023-08-02 18:05:57 高考在线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鉴赏】

　　这是一首登高览胜之作.

　　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飞来峰在浙江绍兴城外宝林山上,而峰上更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

　　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转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

　　结句用议论结合写景,显得非常自然.“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转、结二句,绝妙情语,亦千古名句;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以"浮云"为喻,反映诗人对当时保守势力的蔑视;"不畏"二字,道出.“身在最高层”的独特感受.

　　【简评】

　　山是高耸的,塔是高耸的,山顶上的塔更是高高耸立的.飞来峰和它上面的宝塔总共多高?不知道.诗人只告诉我们,单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诗人还讲了一个传说：站在塔上,鸡鸣五更天就可以看见海上日出.请想想飞来峰那耸云天的气势吧!

　　从全诗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触发得出;但无“闻说鸡鸣见日升”作铺垫,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飞来峰上千寻塔”,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思绪条贯,勾连紧密;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前后关照,浑然一体.

　　登上高山之塔,极目远眺,诗人不禁豪情满怀,壮志凌云,似觉天地万物都可尽收眼底.“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杜甫的“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